给英国人签发一张免死牌

53岁的英国公民沙伊克，因携带4公斤海洛因，2007年在乌鲁木齐被捕，被中国法院判处死刑，上诉被推翻。据报道，英国方面在得知沙伊克将在12月29日被处决的信息后，其家属和有关方面请求中国免死的呼声很大，英国首相布朗特别致信温家宝总理，希望中国当局网开一面。

众所周知，贩毒为天人公愤的罪恶行径，沙伊克贩运海洛因达4公斤之多，在任何国度被判死刑都不为过。如果不予以严惩，容易对国际贩毒造成姑息纵容的印象，不利于维护国际社会严惩毒贩的共识等等。但什么事情，都不是单纯的孤立事件，在英国首相致信国家总理求情免死的背景之下，沙伊克是否刀下留人，还是给我们预留着颌首一想的空间。

需要强调一点，如果强化仁慈，顺着饶恕的方向寻求解决办法，不要囿于现有法律框架。英国人在提示我们寻找免死的理由，说中国人有在节日大赦的传统，实际上，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并没有明确使用过这个历史上存在很久的传统。60年来，尤其在死刑用刑上，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对那些为国立过战功的贪腐高级干部，也没有用过法外开恩的宽恕模式。填充特赦、赦免等执行方式，可否作为完善我国执法体系的内容，英国毒贩的求生，倒是在痒痛之间刺激着我们。

譬如邻邦韩国前两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分别以贪污被判重罪，而后被金大中总统特赦释放，对维护韩国国民团结发挥助益作用。

前些时候，就赖昌星引渡回国，为适应加拿大有关引渡法律规定，曾有我国做出不判死刑保证的报道。这说明，在特定问题上，普遍的法律规定，也有特别的灵活适用，这么做的目的，都是为了把某个事情放在大背景之下做得最好。

还有国内邓玉娇这个案例，她因为遭遇伤害，防卫失当触犯杀人罪过，但因为她身为弱女，加之某些特定背景，网民舆论普遍同情于她，她存在精神障碍是确凿的事实，但这个障碍在多大程度上，能决定她被无罪当庭释放？恐怕法律的刚性被巨大的软性网民舆论挤压变形，倒是真正令她脱罪的力量。值得寻味的是，为什么不能跳出机械维护法律条文的小圈圈，采用精确定罪，再施以法外开恩的方式桌面化解决呢？！现在，传出邓玉娇进当地电视台当主持人的消息，试想她当初真的有那么严重的精神障碍，这么快就恢复到可以去当主持人的水准？

我们有理由质疑，缺乏桌面化的赦免特赦法律环节，可能与法律暗箱操作习惯存在干系，就如饶恕邓玉娇这个小女孩儿，宁可放大强调她的病，不惜给她后来的求职造成影响，也要死板去套法律的圈圈做文章。这是僵化的法律，死板的法律，教条主义的法律。请把法律层面不该潜水的某些潜规则，尽快放上桌面作为明规则，为沙伊克首发一张免死牌，恰好趁机缝补好法律之网的弥久漏洞。

面对布朗首相出面向温家宝总理求情，我们不必在拘泥昔日羸弱大国的那些尊严敏感，不必去理解为，这是过去那个日不落帝国在对我们指手画脚。沙伊克死有余辜，时值圣诞和元旦节日，尝试给英国首相一个面子，把新中国的第一张免死牌发放给英国人，或许为乌鲁木齐那个治安空气紧张的地方，给即将到来的2010年带去些“放生”的宽松。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大庆之年的盛誉隆恩，也给未来那个暗喻杀戮之气的虎年预示一些温和气氛。

按照我们的国体，特赦这个环节，应该有国家主席或者全国人大委员长作出批准才合适。请吴邦国委员长签发免死牌，饶了英国人沙伊克的性命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，叫他向中国人民求饶求生，之后特免特判无期徒刑。